最近，人类学家项飙又进行了一次让他觉得有趣的跨界对谈。
在一档节目中，他和董宇辉首度“同框”，开启了人类学家对带货“顶流”的研究。项飙从未在董宇辉的直播间下过单，后者对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对董宇辉说，“你是重要社会现象里面的一个真实的个人”。
这是非常项飙式的表达。在中国已经出名的社科学者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并由此出发，熟练地将学术理论转换为公共话语。
重建文科与社会的真实联结，是他近年来持续努力的方向。近日，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文科最大的危机是失去了群众基础，而要重新“找回群众”，必须回归公众的生活经验。
人类学家项飙 图/受访者提供
“很多学生错误认为，起点就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据教育部消息，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人，在此背景下，你如何看文科生可能面临的就业挑战？
项飙：当下中国学生面临的文科就业挑战，从本质上说，是长期“过度教育”带来的一种显性后果。过度教育，是指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高等院校培养出过量学历过高或进行高深理论研究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既不掌握社会需要的实践能力，又对就业有着过高预期。
中国的“过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两个重大调整有关：一是源自1999年的大学扩招；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专科院校开始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文科专业因办学成本相对较低，成为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主要承载者。
问题在于，伴随着学历贬值，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仍陷在精英化时代的惯性思路中，由此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愈发明显，特别是在文科领域，很多高校在专业设置及培养内容的更新上严重落后于社会需求。
与此同时，文科生对就业的焦虑和恐慌，某种程度上是被自己建构出来的。很多年轻人选择攻读文科硕博，原本就是为了就业而去“刷学历”，并非出自兴趣或热爱，这种情况下，就会对工作内容无感，但对工作的外在条件却非常挑剔，比如薪资很好，环境不“卷”，还能平衡工作与生活。
这一现象背后潜藏的更深层危机是：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能追求别人的生活样式。然而，各类社交平台展示的是“缺乏具体生活的生活样式”，拿着这样的样式去挑战现实，总会带来落差。更危险的是，年轻人一旦沉迷其中，就会认为现实的丰富与复杂是一种负担，更不愿意与社会发生具体的关系。
实际上，如果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目标与方向，即使毕业后短期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也会觉得没关系，因为这只是一个起点。而陷入文科就业“危机”中的很多学生，则错误地认为，起点就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文科衰落似乎是全球性的。在美国，文科的萎缩速度超出很多学者的预期，你认为背后的症结是什么？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项飙：美国文科专业的大范围缩减，与大学的公司化趋势、特朗普上台后大学的“被迫”应对等有关，抛开这些因素不谈，在美国文科内部，最大的危机来自文科的研究与教育失去了群众基础。
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社科研究，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却越来越无法有效预警与解释美国社会自身正经历的失调和混乱。为何如此？看看性别研究的例子就知道了。当代社会学的一种进步观念认为，性别可以是多元、流动的。就性别议题的学术研究而言，我们当然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论证它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当学术观点逐渐演变为一个口号、一种意识形态宣言，甚至成为某种“身份政治”，对美国社会多数中下层白人而言，会认为这是对其生活经验中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乃至整个生活秩序的彻底破坏，更进一步说，是对某种“最基本的稳定”的破坏。
我不是说这些白人的想法是对的。但这一案例充分表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常停留在抽象的口号或宣言式的批判，对于社会生活与变化的复杂性，没有进行足够充分与细腻的把握。而当越来越多人认为，文科输出的话语与知识只是“文化精英阶层的化妆品”时，就说明，文科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出了问题。
就中国国内而言，我们在谈论“文科无用”时，暗含了文科研究与民众的某种疏离，简言之，就是这些研究“不接地气”。而破解文科危机的关键出路，就是要重建文科与社会之间的真实联结。
项飙在周轶君主持的访谈节目《第一人称复数》第三季第一集——“只爱陌生人”中与董宇辉对谈。 （视频截图）
“不能像木匠互打家具，却不对外售卖”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的文科研究才算是“接地气”？中国的文科学者应如何重建这种联结？
项飙：关于重建联结，我曾提出过一种“双循环模式”。学术圈内部的对话是小循环，大循环是指公共对话，小循环和大循环的关系，不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应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小循环的学术知识生产，最终要在大循环里实践与检验，否则就像木匠之间互相打家具，却不对外售卖。我一直强调，学术研究是公共事务，小循环必须做减法，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把大循环做起来。
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转向，要把公众和社会从研究对象转化为对话的对象。我们做研究，不仅要“关于公众”，还要“为公众”“对公众”。实际上，文科的学术圈无非是一个加工厂，其原料来自公众的生活经验，而且，这种经验不仅是个性化的，更是集体性的，背后有结构原因，也有历史原因。
例如，美国哲学家、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表演性”概念，她认为“性别”是社会文化诠释下的产物，身处于“性别角色扮演”中的女人会不知不觉间“表演”出一种自认为“正确又安全”的形象。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在中国，为何作为上一代女人的婆婆有时会残酷地对待身为下一代女人的儿媳，因为她要去表演“父权制下的好女人”，要通过对别人的憎恨，将自己对自己多年来的憎恨压下来。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与公众对话”的研究。很多女性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处境，但它真正打动人的，是分析了一种集体性的生活经验，让你在更高层次上了解你自己，开始思考很多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多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出圈”的社科学者，近五六年来，你一直在亲身实践如何“把公众作为对话对象”，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你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项飙：我发现，真正有意思的想法与研究灵感都来自群众，来自人们的生活。比如，曾有一个三本学生问我：读书这么累，为何不给学生们发工资？这个问题乍一听有些奇怪，但从中我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国的教育在攫取一种生命力，中学阶段尤为明显，很多学生只是把读书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并没有太多获得感，甚至觉得比在工厂打工还苦，这种感受就来自孩子们真实的生活经验。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刚发生不久。我受邀参加一档节目，与董宇辉、周轶君进行了一场对谈，当时，董宇辉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金句”：“购物的本质是家务劳动。”我注意到这句话后来引发大量讨论，尤其是妈妈群体。我开始思考：为何这句话会在公众中引发这么大的共振？或许是因为“被看见”？过去很多女性牺牲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身家务，其价值却长年不被认可。
但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不被看见”的女性群体，如果只是待在书斋里分析她们狂热的电商购物行为，可能会简单地认为这是一种过度消费现象，这种理解是无法和她们真正对话的。实际上，公众内部是有差别的，学者在和公众对话时，要明确研究的问题会和哪一部分群体共振，这是对话的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学者不愿意过多介入公共讨论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完整的学术观点被自媒体或短视频断章取义，进行碎片化传播，进而造成表达的扭曲。你如何看待这种困境？在中国当下的网络与舆论环境下，是否有足够大的公共讨论空间？
项飙：学者的严肃讨论被摘取出金句，甚至演变为一些“网络热梗”，包括在传播中产生误解，是任何大众传播无法避免的环节。我理解有些学者比较“爱惜羽毛”，但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自己不存在“羽毛”，我也很欢迎自己的观点抛出去后迎来“群嘲”，因为要想做真实的研究，就要去社会实践，只能踩着泥水往前走。换个角度想，那些被摘取的“金句”在成为互联网上的象征性符号之后，就像在水面投下了一粒石子，哪怕只有微小的“搅动”，也能激发公众思考。
从我的体感来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讨论空间，这里面生命力无限，特别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普遍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的阅读、思考能力，对意义发问的能力，都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一些青年说要“躺平”，从另一层面来看，恰恰不是自我放弃，而是自身需求的外显，这是一种蕴含着生命力的“呼喊”。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急切地追问生活的意义、“生活”与“活着”有何不同、怎样的快乐才有道理。这是空前的文科饥渴，也就是说，大学里的文科危机与社会中的文科饥渴同时在发生，这更强化了“把公众作为对话对象”的重要性。
大循环中学者与公众的互动，一定是深入到生命体验的互动，要有坚实的问题感，要有灵魂的挣扎与思想的过程。文科研究其实是一次考问，对现实的考问，对历史的考问，对自我的考问，学者要把考问的整个过程拿出来分享给更多人，这才是文科需要的互动。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有没有更加结构化与体制化的办法，让更多学者在日常研究中向这个方向走一走。
不要坐等被AI收割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说，文科研究的真正生命力在大学之外，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人类的知识生产中心会逐渐从大学转移，我们是否能看到大学整体性衰落的迹象？
项飙：我目前还没看到大学衰落的明显征兆。但毫无疑问，未来，大学的功能与角色一定会转变。公众虽然能基于各自的生命经验产生想法，但这些思想需要经过系统化的学术组织工作，才能形成概念并提炼出问题，也就是说，大循环和小循环要有机结合。
大学也会越来越从一个知识生产中心变为一个具有基础设施性质的协调中心，从过去的“象牙塔”变为“火车枢纽”，各方的想法汇集于此，再由专业学者协调、整理与再输出。文科研究的最终贡献必然来自它的深刻，近现代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来自康德、马克思与尼采等人，他们的书是最难读的，但也是后世阅读量最多的，为何如此？因为这些研究都对时代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足够深刻的分析。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AI时代的全面到来，不少文科学者越来越担忧被AI取代，据你观察，AI真的加剧了当下的文科危机吗？
项飙：在欧美大学里，文科学者最大的恐慌就是“AI来了”。这种恐慌很具体，比如AI可以替人类去“掌握”资料，做文献综述、写论文与课题申请材料都比人类快得多。这里有一层暗含的逻辑：AI对文科造成冲击的前提是，文科学者已提前把自己“准AI化”了——将自己的思想过程简化为标准化、程序化的资料整理与写作过程，通过一定的框架进行丝滑的“演绎”。当文科研究越来越陷入书写与话语的操作中时，当然只能坐等被AI控制与收割。
我对AI不仅无法产生恐慌，还感到兴奋，技术的“刺激”会倒逼我们认真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怎样专注于对思想而非信息的处理？如何解释具体的生活？如何挑战前人并生成AI语料库中没有的创新性观点？文科研究中最无法被AI替代的，是自我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为什么爱会变成恨，人与人的关系如何构成，家庭与社会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归根结底，是人，和有人的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AI时代的文科教育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革？
项飙：在AI时代，文科教育一定不是知识传授的过程，传统的学科划分会被打破，老师的角色、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我的建议是，课程设置上可以考虑以议题或项目为中心，更重要的是，老师要首先“把自己作为方法”，以个人的生命经验为基础开展教育。
我在广州美术学院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尝试。广州美术学院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通识课——方法与实践，基于短期的社会调查与真实的现场，引导学生关注自身经历，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生命经验。中国年轻一代的最大问题是生命经验稀薄，课程实践中，有次老师把学生带到了自己外婆的村庄，讲述其过往的亲身经历，我观察到，当老师把自己的生命打开时，学生也开始学着用具体的经验作为基础去思考，视角变得非常在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信任也在过程中得到了重建。
发于2026.1.12总第122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项飙：文科要“找回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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