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两天前，“不要救我”四个字再次出现。姐姐发现后，和她聊了好几个小时。内容围绕着“这个班还要不要上了”。
此时，距离她成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以下简称五官科医院）的规培护士，刚满五个月。
所有亲近的朋友也都隐约知道，她的工作压力很大。频繁加班之外，还要疲于应付考试、抽背、做科研。其间，又因数次出错不断被责备。她手机聊天记录里提到“压力”有155次。
这不只是一个规培护士的故事，还是一个敏感内耗的年轻人，卷入高效率、快节奏的职场，无法适应也无法逃离，最终自信被摧毁、走向极端的故事。
苏诗雨手写“不要救我”。 受访者供图
“看得见的未来”
苏诗雨去世的那天是2024年12月27日，早上6点多出门后，家人就再也没见过她。
7点55分她到达五官科医院。会议室监控记录显示，8点20分护士长与她在会议室进行了近40分钟的谈话。苏诗雨身着蓝色手术服，大部分时间微低着头，嘴唇紧闭。谈话结束后，护士长拍了拍她的肩。
当时，苏诗雨还在病假期间，她因确诊抑郁症休假，但她急切地想重返工作。
“让她先回去了。”护士长给苏诗雨的姐姐发了消息，劝说等状态调整好，再安排她离开手术室，转去病房上班。
五个月前，20岁的苏诗雨从上海一所大专学校的护理专业毕业，成为五官科医院手术室的一名规培护士。规培全称为规范化培训，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的《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2016年试行）》，培训时间一般为两年左右。
五官科医院制定的细则中提到，苏诗雨这类手术室护士需完成两科手术室（眼科、耳鼻喉科）轮转。规培结束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护士。
好友小曼不大支持她当护士，这一行虽然收入还行，但是太累了。不过她理解苏诗雨更看重稳定，“她说当护士不用给家人太多压力。”
苏诗雨的父母是20世纪90年代从安徽来上海谋生的，30多年来在菜场以卖猪肉为生。1997年出生的大女儿苏听雨记得，童年时居无定所，父母忙生意时，常被锁在出租屋里。到2003年小女儿出生后父母仍忙碌，不过日子正在一点点变好。
苏诗雨19岁时，家里因为疫情中断了生意，奶奶、父母接连生病，她一边申请助学金，一边找各种兼职。另一个好友陈美美记得，那时她为家庭生计烦恼过，觉得很不幸福。
而当护士会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未来”，小曼说，这六个字是苏诗雨的原话。
得知自己入职五官科医院时，苏诗雨开心地抱着妈妈转了一圈。苏听雨说，在妹妹眼里，这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然而，入职后的几个月里，苏诗雨努力工作，却总是被责备，很少得到夸赞，自信心一点点崩塌，她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悲剧发生前约半个月，苏诗雨与小曼见了最后一面。前半程她们一起说笑，拍了很多照片，一切如常。可一聊到工作，苏诗雨就蔫了，低头抠着手指。
小曼给苏诗雨支了很多招。比如她长得好看，做过主持、模特、礼仪，有很多其他路可以尝试。可苏诗雨似乎沉浸在自己的焦虑中，满脑子只想着解决在医院的困境。
苏诗雨生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慢是很难被“原谅”的
入职13天，苏诗雨就开始参与手术，作为一名巡回护士，她需要在手术过程中，随时为医生提供所需物品，协助处理突发情况。
工作时她频繁出错。在她手机里的记载有三处，拆错耗材（导致浪费）、贴错眼睛（弄错该治疗哪只眼睛，后被医助发现）、器械操作失误（导致手术耽误）。她的一位同事称，还有一次“把病人的标本弄丢了（导致病人临床诊断缺失），大家疯狂翻垃圾桶才找到”。
关系到病人，手术室的容错率特别低。某综合医院眼科主任张瑜觉得有些错误相当危险，比如贴错眼睛，“人家是左眼有病，结果把右眼开了一刀，你说可不可怕？”
在与同事聊天记录里，出错后苏诗雨会埋怨自己“蠢”，“有的时候做出来的事都被自己蠢到”“我怎么老是做不好”。拆错手术耗材那次，她被四位领导谈话。她写了一份反思日志发给带教老师，“最近心理负担大，考试和背书也有压力，觉得自己一直做不好，所以频繁出错没有进步”。
在那些关于出错的聊天记录里，“快”是被经常提到的原因。
苏母记得女儿提过常常一天要做20多台手术，每台手术几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由于手术间隔太短，中午只能点外卖，在10～20分钟内把饭吃掉。苏父也记得，女儿说，为了不去上厕所，水都不敢喝。
五官科医院的专科领域在华东名列前茅，周边来的病人很多，手术量也很大。苏诗雨所在的眼科玻切（玻璃体切割）组，又是一个核心组。张瑜介绍，玻切手术器械繁多复杂，较为难记，其在业内被称为“针尖上的舞蹈”，是眼科中最精细的“精眼科手术”。
护士的压力很大。好友陈美美是另一家医院的规培护士，“医生做完手术就出去了，但护士不行，到得早、走得晚”，陈美美解释，术前准备和术后收拾器械都是护士的活。苏诗雨也说过，手术做完后，看见等在门口的保洁人员就紧张，像在无声地催促她“快点、快点”。
作为新手，慢是可以被理解的，可慢又是很难被“原谅”的。
陈美美说，慢了，器械间就要打架，这台手术还在用，下一台手术只能等着。被影响的还有主刀、医助、麻醉师等所有参与手术的人的时间。有的医生还要坐门诊，时间耽误了，门诊病人也会不高兴。
有些手术更是不得不快。张瑜举例，儿童眼科手术就要像在战场上一样快。儿童要做全麻，手术只有快起来，麻药的损伤才小。
然而，太快了她跟不上。刚学了这个手术还没消化完，就进入了下一个。刚看懂这个医生的习惯，就换了一个医生。“信息量太大了。”同组的一位规培护士说，她因考试没通过，提前离组了。
在组里承担教学工作的带教老师通常是有资历的老护士。然而老师也快。聊天记录里，苏诗雨曾和同事抱怨，有时还没反应过来，老师就“啪”地一下替她做了，她甚至都看不清是怎么做的，“做慢了，耽误老师时间，做快了，又怕出错”。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口。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带教难题
“出错不能全怪护士。”该医院眼科医生李淼发现其他规培护士也频频犯错，背后的根源或在于培训不到位。进手术室前的培训是空泛又浅显的护理知识，而各种各样的考试和抽背都没有针对手术实操，“一旦扔到手术室，护士会慌很正常。”
陈美美说，病房护理的知识点在学校会有涉及，而手术室的知识则需在规培期学习。一份聊天记录显示，7月30日也就是入职13天后，苏诗雨就开始参与手术了。而她的培训手册中记载，9月初她才开始接受眼科护理入门培训。
张瑜认为，起码要培训两个月，规培护士才能独自上手玻切手术。在他所在的综合医院眼科，规培护士在独立前，带教老师必须在身边，这是多年不变的规矩。
然而，手术室经常只有苏诗雨一个巡回护士在配合医生。因为人手不够，李淼提到，本来只做巡回的规培护士，也被迫承担了部分洗手护士（在手术台上给医生递器械等，一般是资历较高的护士）的工作。带教老师没空一对一教，常穿梭于多间手术室来回盯着，导致状况频出。
“自学”是苏诗雨和诸多同事聊天记录里的高频词。她曾抱怨，手术种类繁杂，医生习惯也各有差异，在细碎的新知识中不断切换，筋疲力尽。苏诗雨的学习笔记中，不仅有跟完一台玻切手术要记下的44个步骤，还详细记录着11位医生的习惯。
“医生偏好是最难记的。”另一个组的带教老师赵卓雅举了个例子，有的医生觉得剪刀好用，护士就会在手术包贴剪刀，但下一个医生觉得不好用，打开手术包看到剪刀的话，就会特别火大。
赵卓雅也对规培护士的困境感到为难。她要管两到三个手术室，无暇和学生讲得很细。按原先分配，每个组学生只跟一个固定老师，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分身乏术时，“只能靠他们自己多听多看。”
赵卓雅想过，每天下班后抽一个小时，和学生巩固一下今日所学。但常会有医生改变计划临时加手术，从五六点拖到八九点下班，只能作罢。
回家后，赵卓雅还要忙科研——想课题、做数据、找资料、写文章。虽然不是硬性要求，但周围人都在做。该医院的病房护士程丽萍说，作为一家教学型医院，科研任务重，而科研又和晋升挂钩，日渐形成一股风气：大家都在卷科研，便会分担一部分临床的精力。
规培护士也被迫加入了科研队伍，苏诗雨被要求做“质量很高的”科研PPT，她的同事有的帮老师申请专利，有的做科普小视频。“休息时间被占掉，越来越累。”该医院一位规培护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对于刚毕业、学历一般的护士来说，自学和科研都是高难度任务。”李淼认为，因为规培护士承担了太多额外工作才影响了临床，与医生搭配得不顺畅，引发一些小摩擦。
因为犯错被责骂后，苏诗雨会试图理解医生，“节奏太快了，大家都有情绪”，也想过换个思路，“不挨骂也会不了”，但她也免不了和同事抱怨，“医生压迫感太强了，（带我的护士）老师也被骂。”
一些委屈也无法排解。一次她向同事倒苦水，有些缩写、别称，老师没有教，不同医生表达方式又不同，令她好几次因反应不及被说，自己也不敢解释。
“很理解她的心情。”一位有同样经历的医助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这时候反驳，手术是不是就被打断了，病人还在那躺着呢。”
主刀责任制意味着医生比护士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多份群聊记录显示，该科室有几位级别较高的医生对护士不太客气。这个现象也得到了其他五位员工的证实。
去年12月苏诗雨精神问题显现后，护理部主任与苏父通过一次电话，电话录音显示，主任提到，“手术室确实蛮难保护住她的，直面的就是主任、大医生，他们要骂就骂的。我们不大控制得住医生。”
张瑜认为这样说欠妥，护士长的工作包括协调医护关系，假如不便与医生本人说，可找医生的领导（科主任）反映。
多位护士则有不同看法，他们普遍认为，一般主刀是级别高的副主任、主任，也是科室创收主力，一些还兼着领导职务。碰上资历高又严厉的医生，护理部主任也不便说什么，“是存在不对等关系的。”一位护士说。
苏诗雨的就诊记录。受访者供图
心理隐患
苏母第一次注意到女儿状态不对是在2024年9月初，女儿一到家就默默回房，很少出来。
9月9日，一位同事也注意到了她的反常，在微信上问她怎么“蔫蔫的”，苏诗雨回答状态很差。这天她至少和五个同事这么表达过：“待久了真的要玉玉（抑郁）”“每天光是调整情绪就花去很多时间”。
两天后，她向带教老师提出想换到病房。“在（手术室）房间实在太压抑了，医生们都很严肃，有时候自己会很敏感，一着急就容易错。”她在备忘录里写道。
该医院眼科手术室规培护士郑善真理解苏诗雨说的“压抑”，手术室房间封闭狭小，一些手术灯光很暗，在里面待上一天会很窒息。病房开放明亮，节奏也没那么紧迫，调到病房对缓解焦虑有很大帮助。
但在提完去病房后的第四天，苏诗雨改了主意，她对带教老师说“实在撑不下去再说”。苏听雨认为妹妹是不甘心，想再试试。根据规培计划，手术室护士不会去病房轮转，选择去病房就意味着结束手术室护士的生涯。
可是苏诗雨撑不下去了，一个月后，她再次提出想去病房，“我感觉不适合手术室……相对之前完全没有自信了，很挫败……”
“她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直想东想西，很内耗。”在陈美美的印象里，苏诗雨有些自卑、要强，总在追求完美。比如所有人都觉得她漂亮，但是她会挨个评价自己五官一遍，得出很丑的结论。比如她大学时一定要竞选干部，拼命熬夜做PPT。又比如她很怕考试，如果别人比她背得快，她会紧张、烦躁、难受。
苏诗雨提到过，心态崩塌源于一次否定。去年十一前后，连续加班好几天后，一次晨间抽背，她背得磕巴，被惩罚加倍背诵。这让她很伤心，不是没背出来，只是没有做到完美，领导为什么不能体谅她。
此后还有很多次，苏诗雨不断在工作中被否定，她曾问母亲，“明明也有做得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夸我呢？”也曾对带教老师说，“骂完能夸夸我就好。”这似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压力不断叠加，像个越鼓越胀的气球。
但这一次的申请似乎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据去年10月17日的聊天记录，她告诉同事，“不是很想放我，但我现在很难受。”
10月底，苏诗雨被轮到了压力小一些的（眼）眶组手术室。她和朋友抱怨，天天被迫加班，在新组还没学会，就被拉到人手不够的玻切组加班，她担心新组的考试通不过，再次被责备。
“她学不进去了。”一次苏母凌晨3点看见女儿坐在书桌前，面前摆着的是第二天晨间抽背的材料，以前女儿在10点前就学完了。苏母担心女儿，两个多小时后要去上班，怎么受得了？
11月12日，苏诗雨前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门诊，症状测评结果显示，被试者重度焦虑、中度抑郁，一周前因工作、家庭、学习问题病情加重。
据《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第十四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重视医疗卫生人员心理健康，建立心理疏导制度，定期进行心理健康宣传，为医疗卫生人员提供心理评估等服务”。
一位该医院的护士回忆，入职一年来从未做过心理评估，但是有培训。苏诗雨的培训手册也显示，去年8月规培护士们上了一堂名为“护士的心理应激与护患冲突处理”的课。这位护士说，这堂课像走个形式，早已不记得内容。“没有减负”，她认为解决护士面临的困境，才是有用的心理疏导。
“如果早点让她去病房，悲剧可能不会发生”，病房护士程丽萍认为，每个人都有焦虑状态，离开感到焦虑的环境是最有效的方法。她还提到，负责给规培护士上心理课的是护理部主任，平日也兼任心理咨询员，医护人员遇到问题可以找她咨询。
一份今年1月6日的录音显示，院方对家属指出，手术室工作压力的确大，但医院已尽职与苏诗雨谈话疏解。他们认为，悲剧源于她过于要强、内耗，缺乏自我调节能力。一份五官科医院出示的落款为今年6月的情况说明显示，经调查核实，医院相关部门员工不存在职场霸凌行为。
宠物医院附近居民楼的天台。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最后的挣扎
自杀前一个月，苏诗雨想过其他出路。
陈美美提到，2024年11月，苏诗雨打听过做药代的情况。聊天记录显示，她还咨询过做临床协调员的同学，对方回复“也挺烦的”。
小曼也记得，苏诗雨问她能否帮忙找找别的医院，“她不是喜欢麻烦别人的人。”小曼猜她是实在没办法了。
“其实也不大敢辞职的。”郑善真说，五官科医院的岗位很抢手，今年30个岗位收到600份简历，“谁敢辞职。”
陈美美持相同观点，11月规培生已经轮完一批，其他医院饱和，也不太会要做了半年就离职的护士。“一定会问为什么规培期都没有过。上海护士圈子很小的，就那么几所学校有护理专业，一打听就会知道她有心理问题。”
聊天记录及院方与家属的谈话录音显示，11月12日确诊抑郁当天，医院就知道了苏诗雨的病情。赵卓雅解释，如果发现学生抑郁，她会立刻上报领导。
一份去年12月30日的录音中，院方告诉家属，护理部从未明确拒绝转岗，但需要时间，在知道苏诗雨抑郁后也多了一层考量，“她身体不好，调到其他岗位，人家也可能不批的。”
据多份聊天记录显示，这段时间不断有同事关心苏诗雨，“怎么大家都知道了”，她问同事，得到的答案是，领导在向多位同事打听她的状态，并表示了关心。“他们也来问我明天能不能上班，都在催我。”苏诗雨说。
在确诊一个月后，苏诗雨出现了躯体化症状。一份护理部主任与苏父在12月10日的电话录音显示，主任发现她“一直拨手指头，有点病态”，并表示离开会比较好，“慢慢学在这个部门里比较困难……手术室实在太不适合她了。”
在主任的建议下，苏诗雨请了两次假。12月17日，她再次去精神科看病，病历显示，“患者情绪还是没有恢复，有点想去上班，但单位建议休息。”
这段时间苏诗雨焦虑得要命。看着其他规培护士在群里交作业，她怕跟不上，考试过不了，连规培证也拿不到。
在这期间，苏诗雨还在担心因为心理疾病被劝退，病房去不了，手术室也不要她了。她多次咨询姐姐，反复琢磨领导与她的谈话是否有上述猜想的潜台词，“我总归是想轮转下去的。”她对姐姐说。
想回去上班，似乎成了苏诗雨生命最后时光的执念，也是她能想到的“战胜心理恐惧”的唯一办法。
在休息了九天后，她主动申请上班，“最近状态已经好很多了”，并获得了允许。但她的状态没有变好，下班后，苏诗雨在手术室的卫生间坐了两个小时才回家。隔天凌晨，姐姐被她惊醒，发现她浑身发抖、大哭，不停地抠手指。姐姐不让她再去了。
自杀的前一天，她以保证的方式再次请求去上班，“不用担心，我绝不给你们惹事”，但这一次没有获得允许，护士长劝她再休息一段时间。
就在结束谈话的第三个小时，苏诗雨打算做最后一次挣扎，“护士长，我去病房，哪个都行，麻烦你了，后面两天我来上班。”护士长回复，“先不着急来，你的事我肯定帮你落实好，你放心哈。”并附有三个爱心符号。但查看遗物手机的苏听雨发现，妹妹没有点开这条消息。
一份去年12月30日的录音里，院方对家属提到，苏诗雨自杀当天，院方考虑到她状态不佳，不同意返岗，但鉴于她强烈要求来上班，希望能借谈话安抚她的情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时苏诗雨的自信已经全面崩塌。“印象里留下我最好的样子就可以了。”这是苏诗雨留给小曼的遗言。最后一次见面时，小曼曾劝她随便找个事做，哪怕去端盘子也好，但她哭着说，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她觉得自己好差好差，丧失了学习能力，她面对不了这样的自己。”
在给带教老师的遗言里，苏诗雨也有类似表达，“是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所有人都在进步，只有我摇摆不定。”
家人也是她的心理负担之一。小曼记得，苏诗雨觉得对不起家人，请病假要父母养着，还影响家人情绪。“我不能拖你们后腿，我在（再）这样逃避下去，我们家都会被我搞坏。我想把自己结束在不太糟糕的时候。”这是留给父亲的遗言。
苏诗雨自杀当天的下午1点左右，她来到一家宠物医院。医院病历显示，下午1点27分小仓鼠心搏骤停，宠物小仓鼠是4年前姐姐送的礼物，曾经也是她的一个支撑。当时接诊的医生回忆，她在手术室默默哭了一会儿。
半个多小时后，她从宠物医院附近一栋居民楼的19层天台跳了下去。看了监控的姑父回忆，她径直走进离小区门口最近的一栋楼，从进电梯到跳下，只有15分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瑜、李淼、郑善真、程丽萍、小曼、陈美美、赵卓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黄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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